什么是國際貿易？
簡單來說，國際貿易指的就是國與國之間交換商品和服務。
通過國際貿易，人們可以獲得來自外國的貨物。
不僅如此，開展國際貿易還可以鼓勵文化交流，促進與其他團體的友誼（但也可能加劇對抗）。
這取決于國際貿易是如何開展的。
澳大利亞悠久的貿易史
從17世紀開始（甚至更早），遠在1788年新南威爾士殖民地建立之前，澳大利亞北部的原住民就已經和來自蘇拉威西島（現印度尼西亞的一個島嶼）望加錫（一個港口城市）的漁民海參貿易。
望加錫的漁民每年12月左右會乘著西北季風航行到澳大利亞。
他們會在澳大利亞海灘上生活幾個月，采集和加工海參，然后滿載而歸。
他們所捕捉的海參最終會運往中國。
澳大利亞國家博物館館長艾莉森·默西卡（Alison Mercieca）在2008年的一次演講中說：“澳大利亞北海岸、中國南方和望加錫通過一個以海參為中心的國際貿易網絡連接在一起?！?/p>
這個貿易網絡經歷幾個世紀的發展逐漸成熟，源源不斷地為中國市場提供食物。
她說：“在整個19世紀，望加錫買賣的大部分海參似乎都是由駛往阿納姆地（位于澳大利亞北部）的船隊供應的，到了19世紀中葉，供應量甚至占到了中國總市場的約四分之一?！?/p>
伊斯蘭教徒先于英國人抵澳
這一海參產業極大地促進了文化交流。
數百個來自印度尼西亞群島等地的外來詞匯融入了澳大利亞北部的當地語言。
專門研究澳大利亞原住民、亞洲人和歐洲人之間交流的歷史學家里賈納·甘特（Regina Ganter）在2013年寫道：“由于這種長期接觸，澳大利亞原住民雍古族（Yolngu）的語言中帶有馬來語、布吉斯語（Bugis）和馬卡薩雷斯語（Makassarese）的詞形變化，就像英語中帶有法語詞形變化一樣?！?/p>
根據口述歷史，當望加錫漁民載貨而歸時，澳大利亞原住民有時會跟隨他們，乘坐望加錫漁民的小船隨他們返回，在蘇拉威西島度過旱季或前往更遠的地方。
望加錫穆斯林也與位于來自澳大利亞的貿易伙伴分享他們的穆斯林宗教思想。
甘特教授寫道：“根據雍古族長老的描述，布道者（或伊瑪目）會隨行加錫的海參船隊?！?/p>
“他們都是儀式主持人，在阿納姆地東北地區的約恩古瑪塔語（Yolngumatha）中，這個角色被稱為‘治病人’（buwagerul）?！?/p>
“大衛·伯魯馬拉（雍古族的一位長老）記得在20世紀80年代，伊瑪目會在船隊啟航時爬到桅桿頂上吟誦，并在日落時祈禱，面向夕陽高喊‘ama！’，然后低頭對著地面喊‘walata'walata！’”
甘特教授指出，“Walitha'walitha” 是創作之神的名字，被阿納姆地東北部Wuramu族歌頌。
海上“馬來之路”
1803年，航海家馬修·福林達斯（Matthew Flinders）在完成卡奔塔利亞灣（Gulf of Carpentaria）的勘察后，在日志中記錄了一次與望加錫船隊相遇的經歷。
“這些人都是 穆罕默德信徒，”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穆罕默德信徒”是舊時指代穆斯林的一個用語。
“根據波巴索（Pobassoo）[一名曾與福林達斯交談過的望加錫首領]的說法，博尼的王公（Rajah of Boni）的60艘三角帆船，承載1000人，在兩個月前隨著西北季風離開了望加錫?！?/p>
博尼（Boni）是當時蘇拉威西島最強大的城邦之一。
福林達斯對他在阿納姆地東北端看到的三角帆船數量印象深刻，他將這些帆船所經過的地方稱為“馬來之路”。
海參貿易的崩潰
傳統的海參貿易網絡在1906-07年捕撈季后被當時管理北領地的南澳大利亞政府關閉。
南澳政府拒絕向非澳大利亞運營商發放捕魚許可證，從而結束了望加錫漁民的捕撈之旅。
當時，針對鯨油、羊毛和黃金等產品新的澳大利亞國際貿易網絡已經建立并發展成熟。
事實上，到19世紀80年代，英國已經是澳大利亞殖民地最大的貿易伙伴，澳大利亞70%的進口商品來自英國，80%的出口商品運往英國。
1901年組建聯邦后，澳大利亞的貿易依舊嚴重依賴英國。
蒙納士大學的附屬研究員保羅·托馬斯（Paul Thomas）在2013年發表的《望加錫歷史與遺產：旅途、遭遇和影響》（Macassan History and Heritage: Journeys, Encounters and Influences）中寫道：“這個新國家接受了對英國資本和外交的依賴，并沒有感受到要與北方鄰國溝通的直接壓力?！?/p>
逐漸擺脫對英國的依賴
整個20世紀，澳大利亞的貿易關系不斷發展和深化。
但澳大利亞花了幾十年才擺脫對英國的依賴。
從1901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只有少數的主要農產品出口到大英帝國的市場。
1901年，英國購買了澳大利亞總出口商品的50.7%，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上升至62%，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前一直保持在50%以上。
直到20世紀40年代，澳大利亞的出口商品才開始顯著多樣化，逐步轉向制成品和資源。
截至1963年至1964年，英國仍然是澳大利亞最大的出口商品目的地，但與此同時，澳大利亞也在加深與英國的歐洲鄰國的貿易聯系（1960年加入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后)。
1966至1967年，日本成為澳大利亞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在20世紀余下的時間里，日本始終是澳大利亞最主要的出口對象，同時隨著降低關稅和加入全球市場，澳大利亞繼續使其進出口基礎多樣化。
中國取代日本成為澳最大貿易伙伴
2009至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澳大利亞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中國是澳大利亞目前最大的進出口貿易伙伴。
2019至2020年，澳大利亞39%的出口商品流向中國，27%的進口商品來自中國。
根據澳大利亞統計局的數據，在2014-15年至2019-20年的五年間，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出口價值翻了一番，從750億澳元增加到1500億澳元。
這一增長的動力來自資源商品出口，僅在2019至2020年期間，鐵礦石就占出口的56%。
澳大利亞北部的海參貿易被扼殺一個多世紀后，當今的澳大利亞已將注意力明顯地轉向了北部鄰國。
對中國的擔憂？
目前，一些分析師質疑澳大利亞是否過于依賴中國。
20世紀40年代末，澳大利亞前五大商品出口市場約占其出口的70%，但在20世紀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隨著出口市場趨向更加多樣化，這一比例降至50%。
澳大利亞外交貿易部幾年前曾警告稱：“然而，自從2005至2010年期間開始的資源出口熱潮以來，這一份比例又有所上升，2014年至2015年，澳大利亞前五大市場的商品出口占澳大利亞商品出口已超過65%（中國占32%）。
自那以來，分析師也都注意到了貿易關系中日益加劇的不對稱性。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的大衛·烏倫（David Uren）去年11月寫道：“澳大利亞三分之一的出口沒有現實的替代市場，近五分之一的進口也沒有可行的替代來源，只能依賴中國?！?/p>
“相比之下，澳大利亞對中國經濟才有意義的只有礦產供應?！?/p>
烏倫在去年11月寫道：“中國政府實施的經濟脅迫暴露了貿易關系的不對稱性，中斷了對澳大利亞大麥、煤炭、棉花、牛肉、龍蝦的進口，并威脅中斷更多商品的進口，包括葡萄酒、糖、木材、銅、羊毛、教育和旅游?！?/p>
